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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扳:“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①

  “时代的车轰轰地向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魂。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②

  张爱玲,1921年9月30日出生于上海。旧官宦世家,祖母李菊耦为李鸿章幼女,父张志昕为前清进士、李鸿章幕僚张佩纶第三子。出身不可谓不显赫,更不用说富贵了。但在她出生和成长时,无论整个时代和她的家庭,都是“繁华已经过去,穿着新鞋也赶不上了”③她自7岁开始阅读中国古白话小说并开始进行创作,熟读《红楼梦》、《海上花》等古文学名著,后随其母学习英语。1930年张爱玲父母协议离婚,母亲再赴法国留学,张爱玲随遗少父亲生活。1932年其父娶后母,冷酷凶悍的后母使本不和睦的家庭环境更加逆转,从物质到精神的欺凌深深伤害了少年张爱玲。1937年因与后母争吵遭父亲毒打并被关押,后出逃投奔已回国的母亲,继续她的生活。生存的困境,亲情的缺失,造成了她此后独立孤僻的性格。这段经历也成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1939年张爱玲考入伦敦大学,因二战全面爆发而改入香港大学读书,并开始发表作品。因日军入侵香港,社会秩序崩溃,学业未完。

  1943年张爱玲回到上海,并开始发表作品以卖文为生,成为职业作家。先为英文杂志发表艺术评论,后发表中文作品,以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从1943年到1945年,张爱玲在上海沦陷区(主要指外国租界区)晦暗的文学气氛中(文学史称孤岛文学时期)达到其创作生涯的全盛期,因为其文名,也因为不同势力各怀鬼胎的吹捧(书商、鼓吹笙平盛世的日伪侵略者)而声名大噪,大红大紫。她一生中大部分重要作品均在这一时期创作完成,年方22—24岁。1944年张爱玲与有名的汉奸文人胡兰成恋爱结婚,1947年决裂,这一经历影响她的一生。1946年创作电影剧本,因受到左翼势力的攻击而中断。1950年受邀参加新中国上海市政府第一届文代会。但是,“高处不胜寒”,她的经历和过去使她不能从容面对新的时代。1952年再赴香港,供职美新闻署新闻处,在其授意下创作并发表了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彻底与时代的洪流背道而行。后赴美国,辗转生活,文思枯竭,罕有作品问世。1956年再婚,67年爱人病逝,从此孤身一人,曾供职于美国数所大学,从事翻译、研究工作,译著《海上花》,发表《红楼梦》研究若干。到美国后,文学创作以对旧作进行整理、发表和改编剧本为主。

  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在台湾、香港等地张爱玲作品曾一度受到读者的喜爱,张爱玲被几次邀请到台湾从事作品整理和改编文学剧本;其创作得到台湾及海外一些中国文学史研究学者的推崇而给予极高的评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因为世纪末思潮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热销,张爱玲作品自30年后现身大陆文坛并受到瞩目,形成“张爱玲热”;随之产生了一些对作家本人及其创作的研究和探讨,张爱玲作品重新被认知和熟悉。

  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上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及至之后,中国文学始终是一股社会救亡的政治变革的洪流,作家们要么立于潮流之上摇旗呐喊,要么在完全对立的文艺争论中被击倒,退出这个舞台。作为张爱玲这样“无家无国”、完全以写没落家庭中男女情感、家庭伦理为题材的作家,能够立足和成名,实在有太多偶然。正象她的作品《倾城之恋》中有一段话: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成全她,一个大的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个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

  张爱玲的老友作家柯灵说,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简直是天造地设。光怪陆离的沦陷区成就了张爱玲创作的全盛期,也造成了其一生的悲剧。也只有在几十年之后再去看,已被淹没的时代,已被淹没的人,她的作品如一株静静的藤萝,剥落着她金色的文字的光。世事沧桑,也只有这些才成为弥足珍贵的。

  本文拟自几个角度,联系作家生平和其散文作品,对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进行简要的分析,以揭示作家的创作经历和成就。并结合于此,针对目前张爱玲文学研究的几种主要观点,力争以更客观的立场对其文学成就进行再评价。希望我们对张爱玲的文学研究能够摒弃旧有的文学观点,不要拘泥于固有观念,从“文本位”拓展到“人本位”——即对于作家本人和其创作观点给予更多尊重。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冰凉的黄藤心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这是他所怀念的古中国……

  院子正中生了一棵树,一树的枯枝高高印在淡青的天上,像瓷上的冰纹。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色的雏菊。” ( 《金锁记》)

  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承认,从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就描写城市生活、人生情感的当代小说作家,很少有人像张爱玲那样能够以其完美圆熟的技术、文字的功力、深刻的人生观、犀利的观察与丰富的想像力,即是以炽烈迸发的才情成就于文坛。在那个垦荒与洪流的时代,许多作家的文学语言尚处在胡适之、郭沫若自五四时期创造的直抒胸臆的白话诗体,对创作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而象张爱玲这样优美畅达、厚积薄发的文字是很少见的。应当说,张爱玲是避于我们文学发展的潮流之下,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的另外一些层面的。上述特点可以说是张爱玲作品呈现的最主要特征,在四十年代即被评论家所承认。

  文字表达中,对意象的扑捉,精当的描写,用比喻通感来写情状物以推进情节和烘托人物心理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方面。这其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这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一段情景描写:

  “……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处奇幻的境界。这不是客观性的描摹,而是以主观意识和想像加入其中,来对作品主题和人物进行环境映衬和心理烘托,表现出主人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模糊的意识和恐惧的心理。它完全是与作品融为一体,不但起了烘托,而且用于行文的转折(这是主人公在路上的一段情景描写),起到提示和暗示作用。做为作者初期的创作,象《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然在意象的扑捉、情景的烘托和情节的暗示上过于看重和强调,有些吵,有较重的刀爷痕迹,但另一方面,却显示出了作者在这一方面过人的能力。有些描写于细微处见精神,却又起伏跌荡,如虹飞碧落,给人目不瑕接之感。如《倾城之恋》中一段风的描写:

  “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向前飞……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

  张爱玲小说对于人物的心理刻划是非常成功的,人物的举动,对话,背景的移换,甚至光线、气味,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④如《金锁记》中童世舫与长安恋爱的一段,完全用眼光、气味和感觉表达出了人物沉浴爱河的心理状态:

  “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一点对方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尤其是女作家在运用通感方式进行描写上有充满着艺术灵性的表达能力,使作品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如写人的感觉:

  “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的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是没有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脸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

  这是一个女人情长气短的窒息绝望。作者把人的感受和心理状态转化为可以感知的行为,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再如一些形象而极具美感的比喻描写成为文章的亮点,使作家的文字具有很强的阅读价值,如:

  “晴天的风像一群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金锁记》)

  “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至极,立在那里无声的笑着,静静的笑从他的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

  “……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⑤

  上述引文是作家自己对创作的认识。作家根据自己创作的题材选择了认为合适的写作手法,虚伪中有真实,浮华中有素朴,人物在回忆与真实间徘徊。在今天看来,作家的创作也是相当含蓄而内敛的。她把精力运用到故事的营造中去,写人物的神态、举止、心理活动,特别是善于抓住人物一刹那的心理变化——欢乐时的一丝苍凉,勇敢时的一丝恐惧,作家把这种心理感受如抽丝般自人物心底抽出,一丝一丝,编织起来,在故事的结尾成为一只蝴蝶——永恒的人性灵魂的翅膀,放飞掉。

  正是基于此,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过程从初期纷繁的意象,浓烈的色彩,多人物的长情节逐渐走向淡化,开始追求简单的故事和不着痕迹的作风。在这一阶段,作家在情节的推动,时间跨度的起转承和上的手法十分高超。比较长的情节之间是一段类似电影蒙太奇式的切换:

  “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金锁记》)

  “……露出一座灰色小白房,炊烟蒙蒙上升,鳞鳞的瓦在烟中淡了、白了,一部分泛了色,像多年前的照片。” (《连环套》)

  诸如此种的写作手法,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宁静、冲淡的美。同样,张爱玲小说的结局也非常精彩,一两句话的收尾,戛然而止,无尽的余韵在后面延伸。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金锁记》)

  由于叙述手段和高超的心理描写技巧的运用,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可以随时营造出不同的气氛。作品中的人物在现实背景中随时的“出离”,成为特定情节中的特定人物。《倾城之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作品中范柳原和白流苏在倾城的乱世之中,一旦两人独处,展开他们感情的“对决”,作家只是几句景物的交待,就让他们成为舞台剧中的演员:

  “一眼看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线、中西合璧—传统小说语言和意境同现代小说技法的融合

  借鉴中国古白话小说的语言和意境,是张爱玲小说的特点,也是历来所为人垢病之处。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对其进行指责,认为这使其作品变得不够扎实,陈腐阴暗。应该说,这种评价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其一,是看这种学习和借鉴是否值得提倡。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旧有的文化体系被否定和粉碎,重新建构,小说家们从西方文学中汲取营养,以现代口语为基础,形成了新的文化语言。三四十年代是这种语言的成长期,这时从旧的语言中汲取营养,是肯定为文化潮流所不容的。但即使在新的文学语言成熟的今天,张爱玲作品的语言风格依旧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当向旧的文学语言汲取营养?张爱玲的文学语言直接从古白话小说中汲取材料,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晓畅、生动、传神,一如京剧中的西皮流水调,虽有做作的伊呀声,但一如流水般的宛转动人。作品中的有些词在当代语言中已经极少使用,如“匝、挫、浑头浑脑”,但不乏恰切妥贴之处。其二,在评价作家的同时,应该根据其特定的时代和条件,在作家创作的当时,新文学语言并未成熟。相对而言,作家的文学语言已经相当完美圆熟了。诚然作家作品中不乏直接照搬和套用古白话小说中的句子,使语言生硬造做,成为恶俗滥调。但就于整体而言,她的中短篇小说成就已有定论,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学习和借鉴的成功。即使在文学语言成熟丰富的今天,张爱玲的文学语言依旧属于佼佼者,这给我们留下了思考和学习的课题。

  展开全部关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张爱玲的电影不如小说,长篇不如中短篇。《金锁记》和《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写得最好的作品,而《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则是张爱玲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因此,我们读张爱玲的小说最起码要读三篇:《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

  她最初的几篇小说都是以她在香港的生活为题材的。《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开始作家生涯的第一篇小说。

  这是一个关于寡妇的故事,写了梁太太和葛薇龙两代寡妇。从此,张爱玲在创作中形成了一个寡妇情结,她最好的小说写的大多都是寡妇,除作品中的梁太太和葛薇龙外,还有《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等。做寡妇,常常会被看作是女人的悲哀,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却对做寡妇情有独钟,而且都是目的明确地为了钱而甘愿当寡妇。

  同时,这也是一个关于由良而娼的故事,一个关于沉沦的故事。葛薇龙当初投奔姑妈梁太太是为了更好地读书,可当她的爱情在这里失败后,梁太太已经成为了她的人生榜样,她已经无法回到上海的家中,无法离开梁太太了。在作品最后,饶有趣味的是,当一群水兵喝得烂醉,不约而同地把薇龙当做了妓女,吓得她撒腿便跑后,乔琪笑道:那些醉泥鳅,把你当做什么人了?薇龙却说:本来吗,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乔琪不让她乱说,她却坦然地承认自己说错了话,错只错在: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 写尽了葛薇龙沉沦堕落的自觉和无奈。

  小说绘制精细,意象迷朦,似古实雅,美艳如初放的蓓蕾,出手不凡,一登文坛便立即引起了轰动和惊叹。

  这是一个关于调情的故事,重点描写的是范柳原与白流苏的调情表演。傅雷本来是张爱玲小说最早的肯定者,但他惟独对这部作品评价不高。他认为:一个破落户家的一个离婚女儿,被穷酸兄嫂的冷嘲热讽撵出母家,跟一个饱经世故,狡猾精刮的老留学生谈恋爱。正要陷在泥沼里时,一件突然震动世界的变故把她救了出来,得到一个平凡的归宿--整篇故事可以用这一两行包括。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练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倾城之恋》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宝塔,而非莪特式大寺的一角。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勾勒的不够深刻,是因为对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生活得不够深刻;并且作品的重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倘再从小节上检视一下的线;而居然够得上和柳原针锋相对,未免是个大漏洞。离婚以前的生活经验毫无追叙,使她离家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引动显得不可解。这些都减少了人物的现实性。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

  但也有人认为,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意在求生,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洞见所在。也许,傅雷的意见仅仅代表着男性读者的意见,这个意见对于范柳原是合适的,对于白流苏则有些冤屈。站在女性的立场看,白流苏的调情的背后,是生存的焦灼和无奈。因此,张爱玲对此批评并不服气,她为此写了《自己的文章》反驳说: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同时,这也是一个关于弃妇的故事,是一个弃妇在进行垂死挣扎和自我拯救之后终于修成正果的故事。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张爱玲版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故事,一个关于逃离的故事。白流苏虽然几经努力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猎物范柳原,成功地逃出了家庭,但是,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削弱自己作品中常有的荒凉感。白流苏逃出了狼窝,又落入了虎口,而且,她得到的婚姻只是一座没有爱情的空城,而这座空城的获得也仅仅是因为战争的成全,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虽然战争加快和简化了许多人正式成婚的速度,但作者心里最明白,这种婚姻肯定是靠不住的。

  这是一个关于原欲的故事,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人性变态和人性异化的故事。张爱玲的小说都与女性和女性与金钱的关系有关,为了生存或为了不至于受穷,她们把婚姻看作是自己惟一的目标,以青春作婚姻的代价,又是以金钱为最终目的。这部作品不仅写了人的物欲(财欲),写了姜家二奶奶曹七巧为了能进入虽然已经破落但仍然是贵族大户的姜公馆,嫁给了患骨痨的废人姜二爷。而且,还突出地描写了人的情欲(性欲),在做上了二奶奶后,畸形的婚姻造成了畸形的性格,使她对男女情事十分敏感,也自然地将情感集中在当时她能接触到的惟一男性三少爷季泽身上。然而,当情欲得不到满足后,物欲便成为了她生命的惟一中心。

  同时,这也是一个关于报复的故事,一个关于禁锢的故事,一个用物欲报复情欲,一个因情欲被长期禁锢而变异后演化为更为疯狂的物欲的故事。按照弗德依德的学说,原欲就像一条河流,如果它受到阻碍,就会溢向别的河道,直接导致性错乱心理和性变态行为。七巧家原是开麻油店的,她年轻时也有中意她的肉店小伙,还有她哥哥的结拜兄弟喜欢她,称得上是麻油西施,虽然粗鲁泼辣,却充满活力。但做了姜家二奶奶后,爱情当然是没有的,连情欲也得不到满足,更令人窒息的是,谁都轻视她,连丫环都敢对她冷嘲热讽,加上封建礼教的压抑,她不得不强压情欲之火,迸得全身的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于是,她渴望着三少爷的爱,但风流成性的季泽谁都敢沾,就是不愿越叔嫂之防。当她最后一点情欲之火熄灭后,开始变得刻薄冷酷,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她先是恋子,要儿子整夜地陪她抽大烟,以探听和渲染儿子与媳妇的房事为乐趣,逼得儿媳守空房。后又妒女,自己没有得到的幸福生活,连自己的女儿也别想得到。最后,终于沦落为一个眼中只有金钱没有亲情的恶毒残忍的魔鬼。

  当然,这也是一个害人害已的故事。曹七巧与葛薇龙、白流苏等女性不同的是,她的婚姻一开始并不是她自愿的,完全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她当时只是受害者和受虐者,但是,当她无论怎样努力也得不到幸福后,当她开始对她的亲人进行报复后,她便成为了害人者和施虐者。此外,这也是一个关于宿命的故事。在作者眼里,曹七巧的婚姻只是一个买卖(张爱玲小说中的婚姻实际上全都是买卖),她卖掉了自己的一生,得到的只是一点金钱。因此,她生命中最可宝贵的当然是金钱而不会是家庭与亲情。当她与季泽的爱情化为泡影后,特别是当她看清楚了季泽重新找上门来只是为了算计她的财产时,她对所有的男性都绝望了,因而对整个世界都绝望了。她得出的结论就是: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钱。这是个疯狂的世界!所有的人都被一种无形的魔力所控制,人的命是天定的,不是自己可以左右的。这就是张爱玲所要表现的传奇故事,所要表现的世界的无情和人生的苍凉。正因为如此,曹七巧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张爱玲笔下最完整的女性形象,最厚实的小市民形象,甚至可以说是张爱玲为20世纪中国文学贡献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具有经典意义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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